黃俊銘／古典音樂在台灣的秀異與危機：重拾包容、參與及社會 ... | 全台合法動物醫院

我是音樂[2]系的逃兵，很久沒有到音樂系演講，在接到師大音樂系的邀請當下，心懷虔敬與仰望，但我已在心裡想好，要講一個有些「討拍」的題目：「古典音樂在台灣的秀異與危機：社會學觀點」。

創立於1946年的師大音樂系是台灣戰後第一所高等音樂學府，是許多美好音樂與人發生的起點，可以說，台灣西方音樂的現代化與專業化，就從這裡誕生。我即使不假思索，都能浮現許常惠、史惟亮、李淑德、吳漪曼、劉塞雲等第一代留學西方的師大校友，如何自1960年代分別從巴黎、德奧、馬德里、布魯塞爾、美國等地重回母校，他們青春煥發，帶回來歐美最新的音樂技法與觀念，他們的課堂既在學院，也在民間。

古典音樂在台灣的發展，曾有一段積極回應社會，充滿活力與生命力的輝煌時代。1962年，師大畢業、留學維也納的史惟亮，投書《聯合報》發出探問：「我們需不需要自己的音樂？」從巴黎返國任教於師大的許常惠為文回應：「我們需要有自己的音樂。」身世背景甚至政治信仰差異頗大的兩人在1960到1970年發起多次民歌採集運動，掀起社會高潮。

蔣渭水的姪孫女、師大音樂系畢業的蔣理容曾在《民報》讚譽許常惠是「社會運動家」，印證那時代音樂與社會的交會；即使學習西方藝術音樂，不固守本位，仍抱持社會使命。史惟亮與許常惠對話，如今想來，令人怦然心動。

走向專業與學院，社會性反而缺席

古典音樂在台灣長久屬於「上層」（Upper）的菁英文化，是教育體系裡不須檢證的優勢音樂類型：從小到大的音樂教材，教「古典音樂」（或稱藝術音樂）是理所當然，教其它音樂反而需要說明。台灣的「音樂系」名稱上無所不包，但基本上指的是「古典音樂」訓練以及從此延伸的「現代音樂」與「當代音樂」，想學流行音樂、嘻哈、搖滾、世界音樂甚至國樂，得另起名...